给定资料7：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终归宿，也是推进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其市民化的意愿和需求十分强烈。然而，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匮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步履维艰。
　　“外出打工，没有任何技能，只能做一些临时的小工，一个月下来工资还不够吃住，更别说靠着工资养家了。”这是2016年海南省两会前夕，一些已返乡准备过年的农民工的呼声。
　　2016年1月21日，临高县新盈镇抱东村的村民王小兵刚刚从广东惠州一处建筑工地返乡。他去年一年在惠州打了5个月的零工，收入按天计算，每天80元。但是由于没有任何技能，王小兵只能在工地上搬运水泥。由于不是每天都能找到活，因此去年一年他真正的工作时间只有80天，收入只有6000多元，刨去外出开销，所剩无几。
　　抱东村村委会主任陈不礼表示，目前该村村民文化程度较低，由于新型技能掌握的难度较大，外出务工人员只能从事最低级的体力劳动，导致无法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这种情况在临高农村较为普遍，很多农民希望政府开展培训，提升自身劳动技能以提高收入。
　　孙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区，她给孩子办理入学手续时，被告知没有通州区的社保缴纳证明不能办理借读手续。“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区。”孙芝莉夫妻俩权衡之下，还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学校，半个月见一次，他们劝我也这么办。可孩子成长需要陪伴，这不是办法。我俩打算过一段时间都回老家。没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不能扎下根来。”孙芝莉对此很无奈。正是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背后所享有的权利失衡和福利落差，致使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缺乏保障，而农民工自身亦面临社保便携性不够、转移接续难等难题。要想拉住农民工兄弟的手，关键在于拆除城市户籍制度的藩篱。没有户籍制度的藩篱，才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大开眼界，并迅速完成自我塑造，实现与城市户籍人口的真正融和。
　　长期以来，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距，公共服务体制呈现城乡二元状态。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尽管在城镇就业和居住，有的已经实现了举家迁移，但他们难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是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支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近期看，政府需要承担的成本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低保、保障性住房等的支出。从远期看，农业转移人口退休后按目前的养老金发放办法，政府需要对个人养老金发放进行补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增加，政府还需要增加各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关键在于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
给定资料8：
　　针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亮出四项举措，将在2016年更大力度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求更大释放内需潜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大批沿海企业停产或关闭，导致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据有关部门测算，返乡的农民工超过2000万。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后，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或不能胜任田间农活；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工返乡，基本上也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当前的城市化趋势相悖。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661个城市中，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就有533个，占全国城市的80.6%.中小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9%。中小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较均匀。推动中小城市发展，由此产生的就业岗位对单个城市来说虽然可能有限，但众多的中小城市共同产生的作用，却最终可能有效地解决就业难题。
　　发展中小城市，必然会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实际上，推动小城镇发展也是发展中小城市的应有之义。中小城镇是城乡结合点，可以为返乡而又不愿意回乡务农的农民工提供就近择业的机会。而且，推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可以避免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农村移民过得安稳了，幸福了，国家才会强大，城市才更繁荣，社会才趋文明。
　　请根据“给定资料7—8”，为城镇化进程中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对策建议。
　　要求：建议合理，针对性强，表述准确。不超过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