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1：
　　在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2016年要“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从这两份重要文件的相关表述不难看出，未来我国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将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起到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的作用，将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云南、陕西、贵州等省调研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协调发展问题，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
　　家住福州的李晓婕，好友在赣州打工。过去坐火车得花十多个小时，非常辛苦。如今，随着赣瑞龙铁路的开通，赣州到福州时间缩短一半多，又快又便捷。这条铁路结束了赣南闽西革命老区无动车的历史，不仅方便沿线百姓出行，还催生出“动车+旅游”的红色旅游热，助力老区驶入发展“陕车道”。
　　如今，区域协调发展已经发挥出“1+1>2”的功效，三大战略的加快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拓宽了经济发展新空间。
给定资料2：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然而，“一带一路”的版图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一句话概括“一带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鱼。“一带一路”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近两年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格外关注。B大学L教授说，“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L表示，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建立“一带一路”智慧园区，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中国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资源，优化配置组合，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G智库学术委员Z认为，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行政区划式”表现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的配合、协调、互补和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自我规划，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动。
　　Z还说，2015年新疆亚欧博览会，他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
　　D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M教授说，“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古连通蒙古国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发展“一带一路”也会有不小的弊端。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内蒙古对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高度同质，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而是单向的输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M说，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他认为，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给定资料3：
　　以张家口为背景地的农村电影《光棍儿》，导演是张家口出来的郝杰，这个原生态电影展示了当地农村的真实景况，能够吃上饭但娶不起媳妇，种西瓜卖不了太好的价钱，农业发展模式与文化生活相对落后、贫瘠。很难想象，此地离北京只有200公里。
　　在中国东部沿海，有两个市场内生的庞大城市群坐落于珠三角和长三角，但京津冀城市群一直停留在相对孤立的状态，在硕大无朋的北京之后是尴尬的直辖市天津，以及参差不齐的传统制造业城市与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经济学上的“虹吸效应”是指在区域经济的某一地区，由于特定的区位优势，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会将相邻地区的人才、投资和消费等吸引过去，造成被吸引地区经济发展的缓慢，同时加速吸引地区的经济发展。
　　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存在已久，且“虹吸效应”太强。北京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总部经济效应明显，到2013年年底，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企业的总部，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数量将近4000家，拥有资产近83万亿元，吸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300万，总部经济效应的存在强化了北京的磁力作用，导致资源向核心区域聚集，对津特别是河北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北京如同巨大的吸管仍在鲸吞各类资源，这就导致人财物源源不断涌入北京。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缓慢，核心问题是行政壁垒的束缚，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生产要素长期集中，导致京津冀内部市场要素发育缓慢，行政体制僵化，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导致京津冀资源配置极不均衡，人才、资源、资金长期聚集在北京手中，而河北的产业还在依靠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扩张，资源浪费严重，环境牺牲较大。据统计，2014年河北省第二产业的比重达到了51%，工业大而不强的矛盾十分突出。
　　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极为突出，比如，在教育方面，北京和天津的高考一本录取率是24.33%和24.52%.河北只有9.03%。再比如，医疗资源方面，河北总人口是北京的3倍多，但是河北的三级医院数比北京还少7家，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较少。据统计，北京三级医院的外地患者中河北患者最多，占四分之一。此外，三地的社会保障标准也不一样，河北的保障水平要比北京和天津低不少。尤为突出的是，目前河北仍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39个，大部分属于革命老区，其中环首都贫困县9个。如果把这样的数据差异放到国际坐标系上考察，这种区域发展差距如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我国.面对一个地缘相接的区域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发展差距现实，实在不得不令人反思。
　　由于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过度聚集，北京、天津的大城市病日益凸显，人口增长较快，到2014年年底，北京的固定人口为2114.8万人，流动人口800万，人口密度达到6637万人/k㎡，远远超过了北京人口容量1800万人的红线，人口增长较快且无序导致了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治安形势严峻、房价过高、水资源和能源短缺、雾霾持续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化解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刻不容缓。
　　虹吸效应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省经济的健康发展，2014年河北省的人均GDP为39991元，为北京的40%，天津的37%；2015年2月，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相对较差的十个城市中，河北占了六个，造成污染严重的最主要原因是河北省产业与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以2014年北京、河北的三次产业比重为例，北京的三次产业结构为0.7:24:77.9，河北省为17:51:37.2，北京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而河北省的主导产业依然为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偏重，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钢铁、电力、医药化工、水泥、建材等行业依然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
　　为改变这一现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于2015年4月30日获批。按照现有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一部分非政治中心的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实际上，京津冀城市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北京辐射了整个北方经济区，北京是否市场化直接决定环渤海、东北、西北能否市场化。接通公共服务，使京津冀资源要素流转，形成市场化的城市群，成为中国的增长极，将是中国经济之幸。
　　
给定资料4：
　　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形成了经济社会大系统。在中国众多区域发展规划中，长江经济带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一方面，长江流域近些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母亲河也不堪重负，疲态尽显，有些区域已经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一旦在中国举足轻重的长江流域出现不可逆转的生态问题，将酿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痛。
　　更严峻的一点在于，很多人对长江流域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多数人眼中，京津冀地区由于常年饱受雾霾困扰，生态保护迫在眉睫，而流动不息的长江似乎没那么糟。可事实上，近些年，长江生态系统警钟已不时敲响：长江水质不断恶化，沿线水污染事件多发，很多住在长江边的民众也面临吃水难题；白鳍豚、白鲟多年不见踪迹，长江江豚仅余千头，稀有物种生存境况纷纷告急……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面推进之年，也迎来了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2016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重庆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呼之欲出之际，习近平此番讲话被认为是中央对长江经济带全域发展战略的重新谋划。
　　地处长江之“腰”的湖北，一直被看作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的重要区域，湖北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也一直备受关注。
　　重庆座谈会结束后的1月8日，时任省委书记李鸿忠即赶回湖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李鸿忠在常委会上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按照“建设生态长江、涵养文化长江、繁荣经济长江”的思路，深入统筹谋划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三个长江”是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说，湖北省委把“三个长江”中“建设生态长江”提到首位，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早在2014年湖北省“两会”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参加恩施、黄冈、咸宁、襄阳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全省经济工作要坚持“市场决定取舍、绿色决定生死、民生决定目的”，这一表述被概括为湖北发展的“三维纲要”。
一年之后，同样是湖北省“两会”，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将“三维纲要”提法顺序进行了调整，将“绿色决定生死”提到了首位。
　　“绿色超越市场置于首位，表明了湖北省关于绿色发展的思路调整。”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城市处处长陈宏斌说。
　　“武汉，每天不一样。”如今在武汉街头，随处可见这样一句宣传语。这不仅是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的见证，更是湖北省对快速发展的兴奋与迫切。
　　“坚持生态优先，并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要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湖北省发改委一位处级官员称。
　　事实上，发展不够是湖北最大的实际，对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湖北表现出更加迫切的心情。2015年6月，湖北省政府关于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出台。其中在提出的诸多任务里，黄金水道开发利用和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带方面“可做的文章最多”。
　　长江航务局规划处处长谈怀秋说，航运在当前五种主要运输方式中是最绿色环保的。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出要建设立体交通走廊，“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对于湖北而言，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抓紧开展长江中游“645”深水航道整治工程，力争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并尽早开工建设。
　　实际上，提升长江黄金水道本来就是一种绿色开发。秦尊文认为，改善通行条件最终目的是提升水运能力，因此，湖北需要整合港口、航运企业资源，才能从长江黄金水道开发利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不搞大开发”也迫使湖北的产业转型升级“提速”，陈宏斌说，湖北省已出台《湖北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纲要》《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为此，由省财政出资40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设立2000亿元左右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产业基金已挂牌，预计最终可撬动1万亿元左右的产业投资规模。”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东西部，沿江共有11个省市，加上历史上长江沿岸各地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东中西部的差异巨大。这注定各省在基础设施投入，沿江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消除污染，调整产业结构，聚集高端人才等方面，都面临着合作的难题。
　　陈宏斌说，为了突破区域协作发展的困局，2012年2月10日，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省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希望借此推动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中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3月26日，国务院发函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三角”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目前，以长沙、南昌、武汉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城市已在医疗、社保、教育、科技、水生态保护等方面有所探索，包括三地之间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结合三省优势和产业发展实际，建立招商信息共享合作机制，鼓励企业相互投资和错位互补发展等。
　　相对于共享，生态修复治理上的跨区域协作更加迫切。在秦尊文看来，目前，正在建设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都是在“共饮长江水”的维系之下。要维护长江的生态安全，三省应建立高效、统一、严格一致的生态文明体系，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建立上游和下游、农村和城市、生态受益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
　　
给定资料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势，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卓越的战略远见，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不仅为调速换挡中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澎湃动能，同时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机遇”和“中国方案”，提振了世界信心，彰显了大国担当。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体现着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容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统筹兼顾”“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到改革开放后陆续提出的“两手抓”战略方针，再到“处理好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重大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不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理念逐步升华，更昭示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只有弥补短板和薄弱环节，才能从中拓宽发展空间、寻求发展后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说。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根据“给定资料”，先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再简要说明理由。
　　要求：理解准确，观点明确，理由充分。不超过400字。
　　1、“一带一路”主体资源=企业+政府+（学者、专家、智库）+媒体。
　　2、F市S区位于某省南部，在历经工业高速发展后，开始面临土地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发展空间受限等难题，而区内的企业普遍发展态势良好，有产业布局与扩张的需求。Q市Y县级市地处某省中部，是重要道路通道和交通大动脉，区位优势明显，开发成本较低，可满足大工业建设用地需求；但发展瓶颈为资金相对欠缺、产业基础相对落后。二者可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实现资源互补。
　　3、为响应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号召，A、H、R、W等地相继提出一系列沿江开发战略，分别以各行政区划为范围，以实现本地最大利益为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这极大减轻了长江的生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