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具独特魅力的机构之一。大学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具有独特魅力，大学精神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优良的大学精神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大学之“形”，一流名师是大学之“实”，那么优良的大学精神乃是大学之“神”。那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诸多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费希特说，“大学是人类至为重要的机构”，“是我们永恒人类的有形体现”。洪堡认为，“大学是一个学者的社团，是高等学术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纽曼说“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培克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巴教授誉为“奉事圣职的骑士”等等。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大学校长到执教的教授，从中国“大学”所宣扬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到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一家的世界精神，从韦伯、耶士培、蔡元培等坚持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到纽曼所高标的博雅教育、艾雪培的钻研精神，从怀海德所珍视的想象力与实用经验、佛兰斯纳的知识之探索研究到葛德诺专注于卓越境界的论析，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其共识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和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功能。
　　2．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然而，现今中国的教育却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是“人力资本”加工厂，与营利性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都可以“产业化”。
　　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80年代的校园风景只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90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急着跑步进入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商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这些专业和这些专业的带头人因此占据大学里的主导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
　　在以“发展经济至上”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皓首穷经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不仅遭学校冷落，也遭学生冷落，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导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读读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人再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普遍的精神症状。
　　3．可以说现今没有哪一位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蔡元培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
　　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
　　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4．在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有学问的教授在大学里的地位也是相当之高的，“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并且“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分开，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是政府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并不是决定因素，反而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要仰这些人的鼻息。本来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为“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准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官做得越大，学问自然就越多，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认真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准备“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而仅仅是评职称、申请住房、争取晋级的售价筹码。
　　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而事实上，今日的教授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
　　5．D—22是一个超现代化的酒吧，这里每个星期天都有北京最好的爵士乐表演，其余时间则有摇滚和朋克音乐会，同时还放映电影。它就在北大和清华附近，原以为这里会挤满追求时尚新潮的大学生，但来这里的学生其实很少，用酒吧老板的话说，因为学生个个忙于紧张的学业，根本无暇光顾这个近在咫尺的音乐酒吧。
　　北大和清华是中国两所精英学府，考上这里的学生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但在中国，“能力和天赋”即意味着勤奋、死记硬背和吃苦耐劳，考试要证明的也正是这些。但是正如D—22酒吧所宣传的那样，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只是学习，学习也不是安排生活的唯一道路。有一些东西是中国和周边亚洲国家所缺少的，传统的实践和竞争精神令这些地方的学生成了欧洲人眼中的怪人，而这些东西正是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推动人格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学校并不培养学生的批判和独立精神，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敢于在课堂上质疑老师的学生是差生和不守纪律的学生，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学生问题少说明教学成功，课堂纪律良好。陈先生将自己的女儿送去上海一所现代学校上学，因为这里能够培养她独立思考的精神。她的数学老师建议让孩子以后去美国或欧洲上大学，因为如果在中国大学过上4年，她身上的独立思考精神就会消磨殆尽。
　　6．中国内地的大学迄今为止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很不相当，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老是培养不出世界级的科学家？
　　日前，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据了解，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最早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研发青蒿素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创制新型抗疟药。此前，她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
　　就在数年苦盼，至今一无所获，一些人反过来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学术歧视，呼吁国人鄙弃诺贝尔奖之时，屠呦呦这个名字犹如平地惊雷，给无数国人带来巨大亢奋。也就是这几天，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与屠呦呦同龄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百亩片”试验田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毫无疑问，对屠呦呦和袁隆平这样的顶尖学术人才，我们无论怎样尊重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两位耄耋老人在科学道路上的身影倍显孤独。
　　大力培养人才，我们似乎一直以来都在坚持：2011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人才与成果产出数量极其可观，但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谈话无疑让人醍醐灌顶“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尽管81岁的袁隆平依旧雄心万丈。“准备用1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但是10年之后，谁有能力接过他以及他们手中的重担呢？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发达的时代，大师仍旧极度稀缺。
　　7．剑桥大学至今已拥有近80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一个三一学院竟培养出了3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独门秘诀呢？很多剑桥人戏言，剑桥大学这项全球大学的傲人纪录，也许和康河边悠闲自在、天马行空的下午茶、闲聊分不开。在拥有31所学院的剑桥，其学院的定义并非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学生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没完没了地饮咖啡。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在剑桥由学院文化构成的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人开阔眼界和心胸，同时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而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基础科学的非功利性，是剑桥一贯的传统，像电力、电子、蒸汽机、抗生素这些与剑桥相关的发明，当年诞生时并未呈现出即时的实用性，发明者也不是刻意为之。这也许是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宗旨——特别强调对于人类知识的原创性贡献紧密契合而获奖多丰的原因吧。剑桥人言谈中从不把剑桥看做是孤岛上的大学，而是敞开大门，与世界其他大学加强沟通交流。像5年来，剑桥与麻省理工学院实施了全面合作计划，设立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MI），两所大学学分通用，学生可互相选课。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learning），“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对于大学功能的定位，福斯特说，“大学是那些活生生的传统的管理员——在Widener图书馆与Hough—ton图书馆以及我们另外的88个图书馆，在Fogg与Peabody博物馆，在我们的古典学科的系科，在历史与文学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传统。我们追寻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它们自身'，因为正是它们，千百年来界定了我们何以为人类，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哈佛大学虽为世界顶尖大学，也有其苦恼。福斯特说，“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的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美国大学排名”，对美国大学形成的冲击波越来越大，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都无法忽视。据“大学排名”称，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取代哈佛，连续7年在全美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哈佛女校长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说，“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尽管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但我们的目的要远比这些宏大得多。大学是思想交集的场所；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8．2011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简单的话语，包含了沉甸甸的内容与期待。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三位大学的掌门人纵论“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这一热点话题。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一流大学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师与大楼，更需要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精神支柱，是指明前进方向的灯塔，是集聚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磁石。大学精神要体现其基本内涵和终极目标，要具有普适性、引领性、包容性，要体现人文与科学、物质与精神的完美协调，要以一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气势统领全局。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应简单地照搬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的西方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采取这样的道路却容易限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新时代的大学精神要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单只是回复到传统的儒学理念或国粹，很难在全球引起共鸣。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一流大学要培养大志之才。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领风气之先”的大学，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制度的代表者和引领者。
　　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人，应该是有大志的人。现在谈到大学时不光要讲“大师”“大楼”“大树”“大气”……还应该提一个“大”，那就是“大志”。
　　好大学是一帮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像当年“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民族的兴亡，救国的责任，全由我们自己来担承”那样。知识固然是素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能力特别是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有志向有情怀的人，能够时时仰望星空心怀天下的人。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一流大学需要水到渠成积累
　　一流大学难以一蹴而就，社会对高校改革的探索应多些宽容。率先试行自主招生的都是中国的顶尖高校，自主招生成本很高，高校乐于参加，最终目标是为了在优秀生源中招收到最适合本校培养理念、风格的生源。
　　现在对中国教育，弊病说得过多。我们总期待在最短时间里办起一流大学。但哪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速成的？一流大学不是用钱砸出来的，也不是单靠创新体制能成就的，而是人才培养积累的结果，没有几十年不可能获得证明。
　　三、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仅限所给材料），归纳概括大学精神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20分）
　　要求：准确、全面。字数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6”的画线部分写道：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请结合所给全部材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30分）
　　要求：条理清晰，表述简明。字数不超过250字。
　　（三）参考所给全部材料，以“大学精神的守望与回归”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
　　（1）论点正确、鲜明，论据准确、充分，论证严密、合乎逻辑；
　　（2）充分利用所给材料，思想性强；
　　（3）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行文流畅；
　　（4）篇幅在800～1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