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给定资料】
　　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职工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提高到2011年的18405元，增长近30倍。据国家年度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但是，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横比工资水平过低，却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国总工会2011年对10个省份中的20个市（区）1000个各种所有制企业以及1万名职工的问卷调查，2009年至2011年三年中，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53.1%；只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更有甚者，还有12.7%的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根据国家2011年度统计结果，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是证券业17212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其他金融业8767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航空运输业7576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5663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3.6%；纺织业16222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5.5%；农副食品加工业17559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1%。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为11:1。一些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行业以及一部分外企员工收入比较高，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员工的工资则处于较低水平。
　　2．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基础投资的力度增强，但在一段时期内，居民收入仍会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距。
　　中国的改革是要富国强民，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尽管旧制度已被基本打破，但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制度虽已建立，但仍很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和扩大，正是制度变迁过程的一种表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制度变革，改变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单位和个体间的分配格局，也因此导致了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相伴产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3．中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一种矛盾现象是，在经济超高速发展（GDP连续30年平均在9%以上，最近连续5年在10%以上）的同时，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却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相反，群众普遍感到生活艰难。因教育费贵，怕孩子上不起学。上了学，就是大学毕业了，又面临就业难。在城市里就了业，房价贵，买不起或租不起住房，成不了家。因医疗费用贵，有病看不起，“小病拖，大病捱，到死还不能往医院里抬”。从生到死，步步艰难。
　　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贫富悬殊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不和谐因素和社会稳定隐忧与GDP一起迅速增长。通过贪污、行贿、制假、偷盗、抢劫、诈骗、绑架、贩毒、卖淫等手段谋财案件增多。保安、防盗门（网）、围墙、富人住宅区城堡化等等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在世界上也少有。
　　税收是调节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底线，是一张“社会安全网”。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平衡协调机制，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政府应健全税收制度，强化税收管理，加强对收入的税收调节，从而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以促进社会的公正分配。
　　4．多年以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这就需要改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格局。而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可以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个环节着手解决。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称为“第三次分配”。
　　2011年被一些网友称为“税”年。这一年，馒头税横空出世、月饼税争论不休、加名税讨论落定。这些不仅说明普通百姓的纳税人维权意识正在逐渐提高，也折射出一些普通百姓对税负状况越来越担忧。在通胀压力下，普通百姓往往会对物价、税负水平相对比较敏感，而在面对物价高显现出诸多无奈的同时，普通百姓也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收入水平的增加上，也更多地去关注再分配格局的调整进程。也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对于个税起征点应该再次上调的辩论又呼之欲出了。个税起征点实际反映的是中国公民希望减轻自身税负的一种呼声。
　　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主任王健建议，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至一万元。王健认为，将个税起征点提到一万，不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很大影响，相反对改善收入分配有明显好处。这是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以后，再次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声音。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称，“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一个不利于低收入者的措施，“实际上是给富人减税”。
　　“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本是作为调节高收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而开征的一个税种。然而，目前个税征收仍存在‘逆向调节'的怪现象，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因此，如果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将换来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不需要缴个税，这无疑给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带来福音。同时，上调个税起征点有利于调整纳税结构，减轻工薪族纳税负担，但是一刀切的单一税制对家庭负担沉重的纳税人不公平。因此，个税政策改革除了提高起征点以外，还应从公平的视角对个税政策做出科学的制度安排，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因为，各个家庭情况不同，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不考虑家庭支出情况征税，有失公平。”某大学教授说。
　　A专家指出，那么多的所得税收起来，占国家税收的比重，没有一年超过7%的。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2008年、2009年，没有一年的财政的收入增长是低于10%的，2010年是20%。所以，假如将个税起征点提到每人每月一万的话，根本不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5．“我很诧异，A专家居然认为万元起征个税对‘改善收入分配有明显的好处'。殊不知，月入万元在现实语境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一个月拿一万的和一个月拿一千的同样不交税，这是无视好几倍的收入差距采取同样的免税政策，这只会掩盖收入差距，并且拉大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语境下，减税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可应该是公平而有效率地减税，而不是以减税的方式愈发扩大收入差距。”中央财经大学某博士生感慨道。
　　上海市一退休老干部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提高个税起征点正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措施。也许这部分钱并不多，但从此做起，逐步让利于民，一方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减税来促进消费，惠民与拉动经济两全其美，又何尝不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呢？
　　“将‘个税起征点'提到万元真能拉动消费吗？我看很悬。因为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大幅提高个税扣除额，受益群体是真正的中低收入群体之外的少数；与其在个税扣除额上既不公平也没效率地大幅提高，不如在各项中间流转税上做出减免。中间税尤其是隐藏在商品价格中的中间税过多，一直是大众税负痛苦感的最主要来源，几乎每一项消费里都有多种中间税，几乎每一样比国外价格高的商品都跟中间税有关。不区分消费者收入情况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中间税过多，直接根据收入情况进行调整的直接税太少，这才是促进消费的大问题。”网友“幸福的人”说道。
　　6．王芳曾经是贵州大学的一名老师，最近考取了上海的博士生，从偏远的西部走了出来。“大学教师其实是个不错的职业。在贵州，像我这种副教授级教师的月收入近3000元。但是跟上海却没法比，他们的基本工资就差不多是这个数。平时我们的课时费是每小时30元，他们课时费能有100元。”
　　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之后的十余年来，中西部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但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
　　反而又有扩大。
　　如何逾越区域居民收入鸿沟，特别是缩小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让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著名经济学家李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要做好二次分配工作，加大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缩小地区差距，进而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之初，湖北省扶贫以“救济式”为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给钱给物。对老、少、边、穷地区，省财政每年都要转移支付大笔的钱救济。这种扶贫方式可以缓解群众一时的生活困难，但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贫困。据该省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刚到扶贫办工作时，扶贫办拥有的扶贫资金比各政府职能部门获得的国家资金还要多，哪个乡或村贫困就拨点钱，扶贫办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钱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作相对较简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显：不少贫困户吃救济吃懒了，“等、靠、要”思想严重，不仅对政府过度依赖，更让当地政府财政因此背上沉重包袱。相比之下，“开发式扶贫”这个新思路从长远来讲对当地脱贫致富更加有效。它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培育特色支柱产业，以增强村集体的“造血”功能，来带动村民脱贫致富为目标。
　　7．顾益康，现为浙江省人民咨询委三农部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他一直以来倾情于“三农”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全国农经理论与“三农”学科上颇有理论造诣的学术带头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三农”的问题，他比谁都关心。
　　今日早报：浙江农村居民收入一直领先全国，我们还需要扶贫吗？怎么扶贫？
　　顾益康：扶贫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即使达到了全面小康，我们还是要加大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的力度。
　　当然浙江扶贫要坚持与时俱进，农民的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因此省里目前提出的扶贫标准也要比全国高一倍。并且我们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的时候能做到“人人小康、户户小康”，对贫困低收入的农民争取达到6000元的收入标准，让他们可以达到基本小康水平。现在，农村的低收入群体，一类是主要在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群体，一类是老弱病残与孤寡者。至于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基本都能达到小康，因此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今日早报：浙江的城市对农村来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能够给农村带来什么？
　　顾益康：我们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因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际上就是教育、医疗、养老、社会居住、低保，这些要逐步做到城乡均等化。说得直接一些，就是用工业和城市的税收收入去反哺农村，加大帮扶力度，让农村居民过上小康生活。这也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问题】
　　根据“给定资料1～7”提供的信息，用不超过500字的篇幅，给上级领导整理一份情况反映。
　　要求：内容全面，主旨突出，条理清楚。